永胜营销【钳工平板、划线平台】日本女子为中国慰安妇建纪念馆

有多少中国人知道，在二战期间中国慰安妇受害者不断败诉的日本东京，有一座为她们建的纪念馆？它叫做“女性战争与和平资料馆”，英文简称“WAM”。

更鲜为人知的是，这座纪念馆是一位女性，耗尽了她生命的最后两个月换来的。

中国青年报记者日前到访了这座纪念馆，并了解到它的创始人松井耶依女士的故事。

奇迹的法庭

2002年10月初，松井耶依第一次惊觉身体不听使唤的时候，医生告诉她，已经是胆囊癌的末期了。

那时候，她68岁，正在阿富汗参与女权运动会议，紧急回国就医。

刚住院检查时，在病床上躺着的她还十分精神，似乎这只是一次大不了的短期住院。她对电视台的镜头侃侃而谈：“正是希望年轻人能对目前的状况感到义愤……”

1934年，卢沟桥事变的前三年，松井耶依出生在日本京都市一个普通家庭。“兄弟姐妹六人，虽然贫穷，却是温馨的家庭。”病床上写就的自传里如此回忆。

她的父亲平山照次在二战最后一年，1945年3月被征召到中国华北。“与其杀人，还不如自杀算了。”由于是一名反战的教堂牧师，在军队里，他绝食过，被送到了医院。

几个月后，平山照次随着日本无条件投降回国。那一年的除夕夜，他第一次开口告诉家里人那些太残忍、太真实的故事。

“那时还是小学生的我，就听那些故事里有发愿要杀88个人的军官，杀了中国人经常留下一小块肝脏，晒干了塞在军靴里……还有的部队发现了藏在地下壕沟里的几百个中国村民，把他们都杀了……我知道，那是惨无人道的侵略战争。”

父亲告诉她：“无论怎么道歉，也不够。要向中国的人们赎罪，才是作为人的处世之道。”

听着这样话语长大的耶依，当上了日本最大的报纸之一《朝日新闻》的记者。在当时男女平等不足的日本社会下，她是报社最开始唯一的女性记者。她父亲作为老兵的证言，也终于被公开发表。

1993年，年届退休的耶依组织了第一次国际NGO活动，是在北京举行的“东亚女性论坛”，中日韩共600余女性名参加。

2000年以来，随着各国“慰安妇”受害者在日诉讼相继败诉，松井耶依女士和朋友们产生了“民间法庭”的想法。她开始奔走咨询国际法官，联络到了中国的“慰安妇”证人和学者。

当年3月，她们在上海给中国带来了第一次关于“慰安妇”问题的国际会议。那也是中国的“慰安妇”证人们第一次齐聚，公开作了证言。

当年12月8日，民间组织的“女性国际战犯法庭”在日本首次开庭。

连续四天中，来自中国等八个国家的64名高龄受害者出场作证，有1000人次以上旁听，“法庭”判决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及天皇“有罪”。

中国“慰安妇”受害者第一人万爱花也出庭，勇敢地讲述了自己的被强暴惨剧。第三天是她们找到的日军老兵出庭作证，忏悔对中国女性的暴行。当她们讲述时，全场一片死寂，当结束时一片雷鸣般的掌声。松井耶依感慨那真是“奇迹的法庭”。

而当年的日本电视台NHK播出报道时，把“被告”、“判决”都隐去了，松井耶依把NHK告上了法庭：“这是侵害观众的知情权，也是对受害者们的侮辱！”

“到2002年，她一整个夏天都奔忙在过密的行程中，而需要她的人却越来越多。”朋友如此形容，然而留给松井耶依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

她发起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遭到日本右翼的攻击。2002年11月4日，她在病中公开接受采访。老太太擦了红唇膏、上了眼影，戴上眼镜，大红高领羊毛衫外套了一件深紫西装外套，发言反驳右翼，镇定自若。

采访一结束，她就躺在了沙发上，小声地说着：“哎呀，真是任何时候都可能走啊。一天天胸口这里都更痛了，每天都在做着说再见的游戏，不知道还能撑多久啊。”

“说是还有半年吗？”旁边的朋友小心翼翼地问。

“我想可能不到半年了吧。”耶依老太太笑着回答，小女孩气地对着镜头胡乱招手。

“最后两个月，全力疾走”

也就是这时，松井耶依做出了人生最后的决定。

“在阿富汗倒下的时候，死亡的恐惧和绝望袭来了，但是我忽然想到了一个念头：把全部财产拿来建女性战争和平资料馆吧。想到这，我的心忽然镇定了下来。”

“WAM”，这是日本第一座收藏二战时日军性暴力证据的史料馆。

她用一封电子邮件向朋友们通知了病情，并谈到了建资料馆的想法。慰问卡从各地雪片般飞来，日本全国有460名同仁开始为“WAM”的筹建奔走。人们的心为她的病情颤抖，也为史无前例的资料馆激动。

在那两个月里，“WAM”首任也是现任的馆长池田惠理子一直陪伴着她。“晚期癌症的通知来得太突然，松井自己应该是比谁都更难接受的。但是她却没有恐惧，在这最后两个月里猛然加速起来。她之前的人生可以说是‘全力疾走’，而最后也完全不变。”

她坚持在家里工作，床上堆满了史料和笔记，而她身着黑衣黑裤靠在床头，单腿曲起来，全神贯注推敲着手里的书稿。